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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乃至书法成就来肯定沈氏的成就。 如果说生活于元曲这种文艺形式还未被广泛认可、其地位还没有完全确立的元代前期的钟嗣成在肯定曲家及曲体时还不得不采取迂回方式的话，那么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滋蔓，元曲在历经坎坷终于得到全社会广泛承认且对人们的生活发生重大影响的明初，贾仲明在为曲家立传时，再也不用“犹抱琵琶半遮面”了，而是直接从曲体本身来肯定曲家的成就。如《吊关汉卿》：“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对其地位、成就给予热情洋溢的称颂，没有了钟氏的绕弯子式的肯定。《吊高文秀》：“编敷演，《刘耍和》，……除汉卿一个，将前贤疏驳，比诸公幺么极多。”在与同类贤才的比较中，称赞高文秀在剧作数量上的不让众贤。《吊马致远》：“战文场，曲状元，姓名香，贯满梨园。……与庾白关老齐肩。”《吊王仲文》：“仲文踪迹住京华，才思相兼关郑马。”在肯定挽吊对象的同时，流露出对关汉卿等曲坛英杰的仰慕之情。由此看出，贾仲明的时代，经过金元文人的理论倡导与创作实践，以及舞台形式的广泛传播，元曲这种艺术形式已经为人们所接受，其地位已经非钟嗣成的时代所能比拟，在某种程度上说，它已经在艺苑站稳脚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在肯定其价值时，用不着像元曲初兴时那样遮遮掩掩，要依傍正统文学去为它争得一席之地了。 贾仲明对相关作家作了挽吊，在《录鬼簿》卷尾道：“已上诸公卿大夫、高贤逸士鸿儒总括一篇：钟君《鬼簿》集英才，声价云雷震九垓。衣襟金玉名仍在，著千年、遗万载。勾肆中般演就谐。弹压着莺花寨，凭凌着烟月牌，留芳名纸上难揩。”由在总体上对作家“著千年，遗万载”的曲作成就的肯定，延至对录存一代曲苑文献的钟嗣成《录鬼簿》的高度赞扬，再到对杂剧勾肆搬演的称颂，进而至于对曲家风流生活的激赏，可以说是对元曲作家、作品、演出、理论著述的全方位称赞。这一方面说明明代戏曲创作环境之相对宽松，另一方面也说明戏曲的社会声望在逐步提高，越来越得到社会的认可。从而，也为后人研究元、明戏曲的繁荣背景及相关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考视角。 对一个生命个体、一种生命实践方式的褒贬评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评判者的价值标准以及所持的价值标尺。当然，在传统观念中，“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孔颖达疏云：“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其身既没，其言尚存。”在与立德无缘、立功无望的情况下，“立言”便成了封建知识分子普遍而无奈的选择。但是，这里所谓的“立言”，绝非指在曲苑说林舞文弄墨，戏曲家与小说家更是与所谓的“不朽”人生沾不上边。钟嗣成能够一反传统偏见，在元曲尚未得到社会认可的情况下率先为其振臂礼赞，为这些反叛世俗、蔑视传统的作家立传，认为他们同样能够流芳万代。可以与“文章之士、性理之学”并传不朽，成为“不死之鬼”，其胆识令人钦佩，其眼光让人叹服。然而，在慨叹这些作家的命运时，钟氏却陷入了一种悖论之中。即：他往往以传统的达兼标准来评判这些反悖传统的作家，对他们“不屑仕进”、不为当政者所用的经历、遭遇发出“志不获伸”的感慨，流露出深深的惋惜之情；同时对其从事的曲作事业，则在某种程度上表示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惋惜。如《吊范子英》：“龙蛇梦，狐兔踪，半生来弹铗声中。”对范以龙蛇自喻却老死不偶、半生处境窘困而又欲有所干求、最终赍志以殁的遭遇寄寓深深的同情。《吊金志甫》：“梦西湖何不归欤?魂来处，返故居，比梅花想更清癯。”对金氏似乎仕隐踌躇的矛盾痛苦深表理解。《吊黄德润》：“风流才调真英俊，轶前车继后尘，漫苍天委任斯人。岐山风，鲁甸麟，时有亨屯”。其“亨屯”在很大程度上是就其是否出仕、为世所用而言。《吊沈拱之》：“天生才艺藏怀抱，叹玉石相混淆，更多世事碥破。蜂为市，燕有巢，吊夕阳几度荒郊”。对其才学满腹、困顿多舛、不为世用的遭遇寄予深深的同情。叹康弘道：“恨苍穹不与斯文寿，未成名，土一丘。”所谓“成名”，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出仕为官。吊周仲彬：“丹墀未叩玉楼宣，黄土应埋白骨冤，羊肠曲折云千变，料人生，亦惘然，叹孤坟落日寒烟。”对其英年早逝、未能显达寄予深深的同情。总之，钟嗣成总把他们不被世用、终生受困看成是莫大的遗憾。联系钟嗣成“以明经累试于有司，数与心违”、“《鬼簿》之作，非无用之事也。大梁钟君继先，……累试于有司，命不克遇，从吏则有司不能辟，亦不屑就，故其胸中耿耿者，借此为喻，实为己而发之”的追求、经历与遭遇看出，钟嗣成与其他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很难在根本上从内心深处消弭对官场的依恋情结。而在《录鬼簿》中，钟嗣成把“前辈已死名公”列于卷首，并将他们的官职作了详尽的罗列，声言这些“前辈名公居要路者，皆高才重名，亦于乐府留心，盖文章政事，一代典刑，乃平昔之所学；而歌曲词章，由乎和顺积中，英华自然发外者也”。我们当然不能对他这种作派多加苛责，但却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体悟元杂剧是在怎样的一种局面及作者创作心理的控御下艰难地发展，最终才走向辉煌的。另外，元杂剧的辉煌成就，体现在内容、艺术的诸多方面。就其内容来说，它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作了多角度的反映，这是人所尽知的事实。但以往在肯定作品内容时，往往注重其揭露黑暗、批判现实的一面，而对那些歌功颂圣、表现作者内心忧愤、发抒不为官场所用牢骚、宣扬教化、钦羡富贵功名等内容的作品缺乏客观的审视与评判。读了钟嗣成这类吊词，我们既可以体悟元代杂剧作家处境的酸辛，同时我们更能理解为什么他们在被统治者抛向了社会底层，却还念念不忘表达为这个政权效力的热情，还去殷勤地歌功颂德、宣扬教化，能够加深理解元杂剧驳杂内容背后的复杂文化背景。 贾仲明则表现出与钟嗣成迥然有别的思想倾向与取舍标准。贾仲明尽管也对元代曲家的遭遇时有述说，如说高文秀“早年卒，不得登科”，于伯渊“翠红乡、风月无边。花前醉，柳下眠，命掩黄泉”，顾君泽“乐府共诗集开板刊，售文籍市肆停安。情恬淡，心懒坦，九仙在尘寰”，王守中“通街市，知假色，躲不了深土培埋”，王日华“玑珠梨绣，日精月华，免不得命掩黄沙”，刘宣子“填词章，作乐府，登仕途，吏部迁除。熬年月，听选补，淮东吏身卒”等等，但只是对作家生平遭际的一般性陈述，并未将他们仕宦不显看做是特别令人遗憾之事。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是缘于贾仲明不同于钟嗣成的人生追求与处世态度。如果说钟嗣成是在“以明经累试于有司，数与心违，因杜门养浩然之志，著《录鬼簿》，实为己而发也”的写作背景下完成这部记录一代文献典籍的话，贾仲明则是在生活无虞的情况下自觉走上在曲作、曲评领域大显身手、驰骋才情之路的。据《录鬼簿续编》所载，贾仲明“天性明敏，博究群书，善吟咏，尤精于乐章、隐语，尝侍文皇帝于燕邸，甚宠爱之，每有宴会，应制之作无不称赏。……天下名士大夫咸与之相交……一时侪辈，率多拱手敬服以事之”。他以文学侍从的身份优游于燕王府邸，晚年自号“云水翁”，并以“怡和养素轩”命其居室，可见其处世态度与恬适心境，以及对官宦仕途的淡漠。换言之，正由于贾仲明这种生活态度与价值取向，决定了他在凭吊曲家时，没有更多地根据是否显达去给他们定位，而是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他们的曲作成就方面。 |